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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价值在于他为群众做了多少事
记江西省吉水县水南镇民政所所长 张儒初
敬老院的老人说，我们无儿无女，却胜似有儿有女，因为我们有个当民政所长的儿子张儒初。
水南敬老院的老人告诉记者，张儒初为敬老院的老人操碎了心，他尽情地播撒党的阳光雨露，使每一位老人都充分享受到了党的关爱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张儒初的父母都已年过古稀，需要晚辈照顾。水南敬老院离他的家也只有1公里远，来去十分方便。按常理，他晚上应该住在自己家里，既可以照顾父母，又可以陪伴因儿女都在外地读书而形单影只的妻子。可是，他不是这样，而是每晚都住在敬老院里。从2002年至今，一住就是4年。老人们有事半夜叫他，他半夜起床；三更找他，他三更处理。他告诉记者，敬老院里的老人最年轻的60多岁，最年长的则超过百岁，照顾稍有不周，就会出问题。党和政府把这些老人交给他照顾，疏忽不得，照顾自己父母的责任就只好委屈妻子和弟弟了。
张儒初虽然长期住在敬老院里，却从来没吃过敬老院的一餐饭，没收过敬老院送给他的一样东西，敬老院院长赞扬他“对老人是儿子心，对钱财有廉洁心”。
如果有哪一位老人因病进入医院治疗，张儒初一定会像亲儿子一样出现在病床前。有一年的大年三十，90多岁的刘炳贵老人的身体还好好的，可是大年初一凌晨就突然生病了，还晕倒在地上。按照水南镇的风俗，大年初一碰到病人是件晦气的事，象征着一年都晦气。敬老院院长叫张儒初走开，避避晦气，让院里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可是，张儒初不但没有走开，还找来担架，和院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将刘炳贵老人抬进了医院。刘老汉被抢救过来了，张儒初又在病床前为刘老汉喂饭喂水。病好后，张儒初还买来红参，熬好红参汤让刘老汉喝，感动得刘老汉连声说：“我真是前世修来的福！”
如果敬老院有哪一位老人病重进入弥留期，张儒初又一定会像亲儿子一样，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身边，为老人送终，让老人享受最后的人间温暖，安祥告别人世。张儒初任所长10年间，先后用这种方式送别了13位老人。也就是说，他做了13位去世老人的儿子。对此，许多老人说：“就是亲儿子也不一定有张所长这么好哇！”一位镇人大代表则说：“他不是老人们的儿子，却胜似老人们的儿子，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
张儒初还把每一位老人的生日都刻在心里。不论哪位老人年满60岁、70岁，乃至100岁的整十岁生日，他都要亲自为老人祝寿。现年101岁的老人肖桂娇噙着眼泪告诉记者，她在张儒初任所长以前，从来没庆祝过生日，因此常常忘记自己的生日。张儒初任所长后，院里年年为她庆祝生日，特别是去年她百岁生日那天，张所长买来了整整100元的蛋糕和点心，召集全院的老人唱歌跳舞，吃蛋糕点心，一起为她祝寿，还亲自喂蛋糕给她吃，激动得她老泪纵横，使她“过了一个死了也忘不了的百岁生日”。
张儒初(右三)和老人召开敬老院座谈会集体会照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看病更方便，更及时，张儒初请来一名医术不差的医生，在敬老院里办起了卫生所。卫生所一头对外，一头对内。对外获得了收入，缓解了医药经费的不足；对内则定期为每一位老人免费体检，随时为老人治病。
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好，他带领院里的工作人员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人大力发展经济，既开店经商，又种菜种粮，还养猪、牛、鸡、鸭、鹅、鱼。种的蔬菜自给有余，收获的粮食可自给半年。所养的畜禽则基本上全部用于改善老人的伙食。敬老院的收入每年都有数万元，去年达到7万多元。敬老院老人的伙食因此比社会上大多数有儿有女的老人还要好。
最让敬老院的老人津津乐道的，是通过张儒初的努力，使敬老院的住房条件得到了前后两重天的变化。
水南镇有两处敬老院，一处是水南敬老院，另一处是邱陂敬老院。张儒初1977年任所长以前，水南敬老院一直设在一幢上世纪40年代兴建的，已经破败不堪的天主教堂内。张儒初任所长后，立即四方奔走，很快获得了上级的重视，以及社会的支持，筹集到资金80多万元。接着，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将水南敬老院建成了当时全县一流的花园式敬老院，入住老人也由28人上升到38人。
邱陂敬老院是在2001年因邱陂乡被撤销而划归水南镇的。当时的邱陂敬老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邱陂圩镇有10多华里，院里只有5位老人，院房仅一幢面积不足100平方米，顶高不足4米，而且十分破旧的瓦房。为改变这种状况，他请求镇党委将已经闲置的原邱陂乡政府办公楼整体划拨给了敬老院，使5位老人从此告别了陋房，享受到了乡干部的住宿条件。
邱陂乡被撤销前，记者曾多次到过邱陂乡政府，并在脑子里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想不到这次去，看到成了敬老院的邱陂乡政府办公楼与记忆中的邱陂乡政府办公大楼完全不一样了。大楼的外墙变得崭新锃亮，内墙变得更加白净，围墙内外变得更加井然有序，犹如一位中年妇女整容后变成了少女一般，令记者不得不感到惊诧。
但是，张儒初心里还是不满足，因为原邱陂乡政府大楼只有20多间房，而社会上还有许多五保老人盼望进入敬老院。于是，他又把目光盯到了已经闲置，且与原邱陂乡政府办公楼毗连的邱陂信用社大楼上。为此，他反复奔走，多方游说，还把县民政局和水南镇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请来一同做工作，硬是用15万元的低价，将价值30多万元的邱陂信用社办公楼买了下来，从而使邱陂敬老院的院房条件从此脱胎换骨，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供养在敬老院的老人也因此一举增长10倍多，由5人增加到58人。
面对这种变化，5位原来住破院房的老人说：“我们以前是住在地上，如今是住在天堂。”新进院的53位老人则认为：“社会上有儿有女的老人也没几个住得有我们这么好。”
残疾人说，张所长把我的困苦时刻记在心里，并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他就像我们的亲兄弟。
水南镇是个山区镇，由于以前交通闭塞，缺医少药，因而残疾人特别多，达396人。他们中有些人自卑心理特别重，整日得过且过；有些人则自暴自弃，偷鸡摸狗，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如何化这种不和谐为和谐，引导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各尽所能、自食其力，乃至脱贫致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张儒初决定从抓典型入手，摸索出一些好的办法来。
张儒初选择了两个典型，一个沙田村的黄仁长，另一个是上车村的赖光文。
黄仁长是一位因小儿麻痹症而双脚致残的残疾人，什么重活都不能干，全靠国家的救济过日子。张儒初鼓励支持他走经商之路。黄仁长没有店面，张儒初帮他找好。没有资金，张儒初在征得上级同意后，从有限的民政经费中拨给他5000元。接着，又以个人的名义向银行担保，为他贷款1万元。有了这些支持，脚残但脑子聪明的黄仁长就像坐上了顺风顺水船，在商海中破浪前进。生意由小到大，越做越火。店面由几平方米到几十平方米，越开越大。资金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雄厚。经过几年的拼打，他便成了水南镇小有名气的人物，既娶了妻子，生了孩子，还建了房子。所建的新房占地70多平方米，上下3层。黄仁长摆脱了贫困，不仅再也不要国家救济，反而积极向国家纳税，成为一名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名有用的人。昔日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的自卑心理消失了。
回顾自己由穷变富，由吃救济到变为纳税人的历程，黄仁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张儒初这位好兄弟，就没有我的今天。”
赖光文是一位双脚比黄仁长还残得厉害的残疾人。他站着时，要用双手全力支撑身体才能坐下；坐着时，又要用双手全力支撑才能站起来；走路时，每走10多米就要停下来休息一阵。村里人说他“吃得做不得，跌倒了起来不得”。他曾几次想触电或者跳进水里一死了之。张儒初从关心他入手，同他谈心，鼓起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在此基础上，给他介绍了一位师傅，让他学习配钥匙、修雨伞、补鞋等技术。之后，张儒初又跑有关单位为他办理了所需的证照，同时在圩镇上挪出一个摊位，让他从事修配工作。他因而走上了自食其力之路，扬起了生命的风帆。
前不久，赖光文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他用这辆车为自己代步，同时为别人搞搬运增加收入。令人可喜可敬的是，凡是残疾人坐他的车，他一律不收钱，残疾人请他搬运东西，他也分文不受。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很豪气地回答：“政府帮助了我，我也要帮助别人。”
记者为了解张儒初的事迹与赖光文座谈了半天，临走时，记者说：“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半天的生意，谢谢你啦。”赖光文马上接口说：“为张所长的事不要说耽误半天，就是耽误10个半天，100个半天，我都愿意，请你一定好好地报道他，他对我们残疾人比亲兄弟还亲啦！”
从黄仁长和赖光文两个典型身上，张儒初进一步坚定了帮助更多的残疾人的信心和决心。2002年，他在水南镇成立了全县第一个乡镇级的残疾人协会，为残协订了《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杂志，并以残协的名义，每月定期召开残疾人会议，会上，他请黄仁长介绍由穷变富的经验，请赖光文介绍自食其力的心得，还引导大家在一起学习政策，相互认识，相互帮助，建立友谊，倾诉苦恼，沟通信息，交流技术，增长见识，提高思想，树立信心，指导就业。从而使残协不仅成了全镇残疾人人人喜欢的又一个家，而且成为推荐残疾人就业的一个重要平台。水南镇残协自成立以来的3年中，先后推荐了40多名残疾人外出务工，目前已有25人在企业站稳了脚根，月工资多的超千元，少的也有四五百元。同时指导、帮助22位残疾人成功地走上了摆摊、开店的经商之路，还资助12位残疾建了新房，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困难户说，我们有困难不用去找干部，张所长会主动找到我们。他是我们的贴心人。
张儒初经常走村串户，哪家的房子最破旧，他就登那家的门。谁家的孩子没上学，他会多方打探是不是家庭困难的原因。那家发生了天灾，或者是人祸，他就来到那家。多年来，他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帮助的群众面前，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听说金城村有一户村民家发生了火灾，大火把房屋和屋内的财产全部化为了乌有。张儒初立即领着民政所的另外两名干部，带着救济的衣服、被子、大米和现金赶到了现场，接着召集村里的干部会议和村民会议，号召全村干群捐钱捐物，支援火灾户，腾出房屋，安顿火灾户。结果，使这户火灾户无家似有家，不仅有房住，而且得到的衣物粮食比火灾前还要多，激动得他们全家连声说“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有一回，张儒初经过毛家村一户农家的门口时，望见这户农家的屋内又乱又脏。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使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户贫困人家，他于是走了进去。进去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屋内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家具全部破破烂烂，连凳子也没有一条是完好的。他找来一家人并与之座谈，了解到户主叫欧阳金根，是一位退伍兵，退伍后不幸在一次爆破中被炸去了一只手；更不幸的是，他爱人又患了癫痫病，生下的两个孩子都是侏儒人，20多岁了还身高不足120米，可谓一家4口人，人人都是残疾人。家庭生活过得极为艰难。但是，面对艰难，有着倔强性格，在部队养成了不怕苦和累的欧阳金根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的家，从来没有向村干部叫过苦，也从来没有向乡镇干部和民政干部叫过难。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张儒初立即找来村干部，就在欧阳金根家中召开现场会，并说：“这样的家庭不救济，救济谁？这样的人得不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还要我们这些干部做什么？”于是，当场将欧阳金根家列为特困救助对象，并报上级批准。上级批准后，张儒初又再次来到欧阳金根家，送上了特困救济金，以及救济的衣服、被子、大米等。接过救济钱物的欧阳金根激动得热泪直流，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东方红》。
华山村的赖光理夫妻二人都年近70岁了，无儿无女，以前由于身体都还不错，因此基本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但一场大病后，赖光理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家庭生活也就陷入了困顿。张儒初知道后，主动和村支书来到赖光理家，将他夫妻二人列为特困户，给予定期救济。赖光理看到干部不请自到，主动登门来给他解难，拉住张儒初和村支书的手千感谢万感谢。张儒初对他说：“我们只是为党和政府来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你不要感谢我们，应该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
“群众越是有困难，张儒初就越是出现在群众面前。”不少群众告诉记者，2002年6月，水南镇突发了一场罕见的、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的洪灾，这场洪水来势异常凶猛，1个小时内就上涨1米多，3个小时内水位就高达屋檐，不少房屋的屋顶被淹没，造成全镇的21个村中的15个村受淹，500多间住房被冲倒，还有500多间附属建筑被夷为平地，不少群众吓得哇哇直哭。张儒初的家也水深2米多，他的妻子只能从楼门口出入，但是，此时的张儒初没有顾自家，而是一心为了众多的受灾群众。
洪水急速上涨时，人们看到张儒初和镇村干部一起，驾着船在洪水中穿梭般地转移群众。汪村的一对老夫妻因来不及转移，被洪水逼上了摇摇欲坠的瓦房的房顶，吓得直哆嗦。是张儒初和当时镇政府的镇长等几位干部闻讯后及时驾船赶来，将两老救上了船。两老上船后不到15分钟，瓦房就在水中倒塌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倒塌，老人庆幸地说：“要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及时来救我们，我们此刻已成溺水鬼了。”
2002年，张儒初（左三）为洪水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转移完群众，张儒初马上转入救济灾民的工作。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等不靠，在上级的救济物资还没有到达的情况下，就从粮食加工厂赊出10吨大米和1000多斤食油，并驾船将大米食油送到了几千名没米煮饭、没油炒菜的灾民手中，全镇的灾民因此没有一人在洪灾中忍饥挨饿。连续四天四夜，张儒初没有上过床，实在疲劳得睁不开眼时，只是利用行船的间隙在船上打个盹。
洪水过后，上级拨来了40多吨救灾大米及大批的救济物资。他不顾灾后污泥遍地，臭气呛人的困难，又马不停蹄地一边逐村发放救济粮物，一边进行灾情调查。他走了这村走那村，走遍了15个受灾村，使灾民及时得到了体现党和政府惜民爱民之情的粮和物。他还拍摄了500多张真实反映灾情的照片，为上级救灾决策提供了直观可信的依据。连续八九天不停地奔波，使张儒初的双脚被污泥污水浸泡得奇痒难忍，多处溃烂得黄水直流。
在整个抗洪救灾的日日夜夜里，张儒初曾五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但每次都因事情太急而没有进去看看。洪水在他家中留下了一寸多深的污泥，也全部是他爱人一个人清理的。一直到救济钱物基本发放完了，他才挤出时间回了一趟家。窝了一肚子火气的妻子本想数落他一顿，但看到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时，火气又被心痛的泪水浇灭了。
镇村干部说，他不徇私情，廉洁奉公，坚持原则，我们因此给了他一个“张原则”的雅号。
“张原则”的雅号于2002年首先出自村背村的党支部书记之口。
那年，县里推行殡葬改革，号召火化，摒弃传统的带棺入土。谁知，村背村在殡葬改革制度宣布后的第一位病逝老人竟是村支书的婶子。老人临死前反复要求当村支书的侄子：“你就饶了我，让我全尸入土吧。”老人的孙子是广州市的一名企业家，资产丰厚，也反复要求村支书或者睁只眼闭只眼，找个理由躲出去，或者以罚款代替火葬。
“学剃头碰到的第一个客人就是络腮胡子。”村支书碍于亲情，思想动摇了，于是打电话请求张儒初给个情面。
张儒初一进村背村，老人的孙子就迎了上来，表示自己不在乎钱，只要张儒初同意以罚款代替火化，就能得到一笔不小的好处费。张儒初装作没有听懂对方的意思，没有理会。他找到村支书说：“万事开头难，但只要我们坚持原则，开头就不难，以后则更不难，如果我们不坚持原则，就不仅仅是开头难，以后会处处难。老人是你的婶子，是亲人，你不能掉在亲情的圈子里忘了原则哟。你现在犯难，不知如何处理，难在你在亲情和原则面前站到了亲情的那一头，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这位村支书本来就是一位有工作能力，敢于坚持原则的支书，听了张儒初的一席话，嚯地站起来说：“我真是犯糊涂了，怎在亲情面前就忘了原则呢？走，我们现在就做我婶子一家人的工作去。”
之后的事情很快水到渠成，支书的婶子成了全村有史以来火化的第一例。村背村的殡葬改革也因此毫无阻力地顺利进行，全村3年中亡故的28位老人全部实行了火化，从而带动了全镇。
从此，这位村支书常常称呼张儒初为“张原则”。“张原则”的雅号因此不胫而走。
水南镇的干部群众都认为，张儒初在原则问题上总是立场坚定，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叫他为“张原则”不是讽刺，是对他坚持原则的充分肯定和褒奖。
水北自然村有32户人家，2002年那场无情大洪水，居然将29家的房屋全部摧毁，另外的3家除了每户一幢新建不久的混凝土住房幸免于难外，曾经居住过的老屋也被洪水荡平了。这3户人家中，一户是张儒初的妹妹，另一户则是张儒初最要好的朋友。洪水过后，上级政府决定在该自然村建设灾民新村，并给予每户无房家庭4000元的建房补助。听说上级有建房补助，29户无房户全部乐了，因为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而且数目还不小，相当于57担稻谷的价值呐。3户虽然倒了房，但还有房子住的人家也都偷偷地乐了。张儒初的妹妹妹夫想，亲情大如天，自己虽然算不上无房户，但也是倒房户，只要当民政所长的哥哥顺手推舟，4000元的补助不就到手了。张儒初的好朋友想，自己与他感情深厚，情同手足，只要张儒初不声不响地踩一下政策红线，4000元钱就能装进自己的腰包。而那户与张儒初非亲非故的村民则想，只要张所长的妹妹和朋友能得到上级的补助，自己就能搭车沾光。
可是，三户人家都想错了。妹妹找所长哥哥谈想法时挨了骂，好朋友找张儒初要补助时挨了批，另外一户只好把想法烂在肚子里，连找张儒初的勇气也没有了。
张儒初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的妹妹和那位好朋友，踩政策红线就是违反原则，违反原则就是失去做人的良心，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
妹妹挨了骂还是妹妹，好朋友挨了批还是好朋友，虽然没有得到建房补助，但在事后，他们还是理解了张儒初，更是格外地敬重张儒初，并以有被人们称为“张原则”的哥哥、朋友而感到自豪。
一位上级领导也曾在张儒初的原则性面前碰过壁。这位领导向张儒初提出，希望能给个面子，将他的一位退伍兵亲戚列入退伍兵带病回乡的补助范围。面对这种要求，张儒初当即回答说：“我们对全镇的退伍军人都普查过了，你的那位亲戚不是带病退伍回乡，不符合补助条件，这事不能办，请你谅解。”
这位领导见张儒初不买他的帐，又向镇里的一位班子成员提出这一要求。对此，张儒初对那位班子成员说：“这事你我都不能办，办了就是违反政策，不讲原则了。”
见两次都行不通，这位领导之后再也没有提这件事。
张儒初任水南镇民政所长10年来，每年经他的手批准发放的民政经费都超过200万元，累计达到2000多万元，分分厘厘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和群众急需的地方，每一笔都经得起公开，经得起检查。
镇人大代表说，不选举他担任副镇长，我们对他有愧。
对于张儒初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以为人民服务为荣，多年如一日对群众心贴心服务的举动，水南镇的人大代表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他们认为，张儒初这样的好干部就应该提拔，就应该晋升。于是，有半数以上的镇人大代表便做出了选举史上很少见到、也很少听到的举动。他们在上级已经确定了副镇长候选人的情况下，居然在连续三届的换届选举中，每届都联名提名张儒初为副镇长候选人。
超过半数的镇人大代表第一次联名提名张儒初为副镇长候选人是1996年，第二次是1999年。这两次，张儒初每次都找到提名他的人大代表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现在还不想离开民政工作岗位，也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民政工作对象。比我年轻、比我优秀的干部有的是，拜托你们千万别选我。”结果，不少镇人大代表理解了他，听了他的劝告，在正式选举时没有投他的票。
第3次是2002年。这次，水南镇62名镇人大代表中，有34名联名提名张儒初为副镇候选人，而且34名代表的态度都相当坚决，都表示一定要把张儒初选上去。理由既简单又充分：张儒初是难得的好干部，已经44岁了，再不选上去，就会因为年龄偏大的限制而永远失去提拔的机会，水南人民就会因此对不起他。
选举的前一天晚上，正在县城出差的张儒初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分别给人大代表们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别看基层民政工作具体琐碎，却是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爱护群众，联系群众的重要工作。水南镇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山区，优抚对象多，民政工作任务重，虽然我在水南工作了20年，但还有许多民政工作要做，我愿意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努力。虽然副镇长也能做民政工作，我却愿意在民政所长的岗位上更直接、更面对面地为民政对象服务，民政所长的岗位更适合我。
尽管张儒初在电话里情真意切地要求代表们不要让他离开民政工作岗位，不要选他为副镇长，但代表们似乎这次都不买他的帐。于是，张儒初又于选举那天清早，急匆匆赶回镇里，找到34位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镇人大代表，恳请那位代表帮助做其他代表的劝阻工作。这位德高望重的镇人大代表终于被他的真诚打动了，找到其他的镇人大代表说：“我们还是尊重张所长的意愿吧，让他继续留在民政所长的岗位上，对全镇人民来说，那是一种福气。如果他当上了副镇长，就很有可能被调走，我们也许就失去了一位难得的民政干部。”
这位德高望重的镇人大代表的劝阻果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少镇人大代表真的在选举中没有投张儒初的票。不过，张儒初仍然获得了61位与会镇人大代表中的28票，仅差3票就过半数。
之后，那位德高望重的镇人大代表说，“如果不是他自己反复劝阻，他肯定能高票当选为副镇长。” “有的人买官要官，他却对触手可及的官位也不要。”“有人千方百计拉选票，他却千方百计拉反对票。”“他就像当年的苏区干部，心里想的都是群众，唯独很少想自己。”“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虽然没有当上副镇长，却成为我们永远的口碑。”
面对人们的夸奖，张儒初没有神采飞扬，没有兴高采烈。他语气平平地对记者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说，我就是我，我没有像人们说的那么高尚，那么好。我做了点事，那是应该的。水南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公略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对比当年苏区干部的工作作风，我还有很大的差距。是党培养了我，是部队锻炼了我。和我同时入伍的老乡有19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人退伍后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他的17人如今都是农民，因此，我很珍惜我现在的这份工作。人生在世不在于他官当得有多大，而在于他为群众做的事有多少；不在于他身份有多高，而在于他的境界有多高。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今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
记者采访结束离开水南镇时，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分管民政工作的张脚根拉住记者的手说：“我虽然是张儒初的顶头上司，但我一辈子都应该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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