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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协商重在深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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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区》2017年6月刊

唐  山

近年来,我国城乡社区协商在各地普遍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2015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出台后,城乡社区协商的内容、主体、形式、程序、保障等得到进一步明确,城乡社区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得到进一步提升。广州市增城区《开展农村社区协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取得的实践成果。在笔者看来,这一成果折射出当前城乡社区协商需要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社区协商的有效开展固然需要制度创新,但也需要甚至更需要盘活用好“存量制度”。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框架内的制度安排。就基层治理规则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宪法法律、规则制度、村规民约在内层次较为清晰、内容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和要求,现阶段开展社区协商工作,首要的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将协商民主的精神内涵贯穿于基层群众自治这个主阵地和重要平台,以此实现基层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充分表达意愿和诉求。广州市增城区在搭建协商平台过程中,没有在改革的名义下完全抛开现有的制度体系搞“形式创新”,而是坚持将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庄内部商讨和决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及其他村务的协商民主的主要载体和组织形式,通过普遍建立村民议事厅,把“抽象无形的制度”物化为“具体有形的场景”,激活了存量的制度资源,是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所做的制度创新,既保障了现有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也保障了社区协商的权威性。

社区协商的顺畅运行需要精细化的程序设计。民主是程序的艺术。社区协商的民主价值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区协商的实践过程涉及“协商什么”、“和谁协商”、“如何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诸多问题,过程复杂,环节众多。因此,在推进城乡社区协商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协商程序设计和协商操作规范,在“程序正义”中体现城乡居民在协商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城乡居民广泛参与协商、自由表达真实意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广州市增城区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增城区村民议事厅建设指引》等指导文件,对社区协商议事范围、协商平台、参与主体、会议程序等问题进行明确的规范。

社区协商的健康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保障。广州市增城区的农村社区协商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和保障做得好至关重要。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城区在开展社区协商中,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社区协商的各个环节,把党的领导地位体现在协商程序、协商过程之中,确保社区协商正确的发展方向。二是抓住关键少数。增城区通过探索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机制,充分发挥了党员群体和领导干部在社区协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带头垂范作用,推动了协商机制的灵活运用和协商议题的有效办结。三是加强协商监督。增城区通过加强协商决议公开、决议执行监督、考核评估等手段,实现了对社区协商事务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外部监督与自体监督、纵向监督和横向监督的有机结合,确保了社区协商的实效性。

城乡社区协商的蓬勃发展,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活力与魅力。广州市增城区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出的“民主商议、一事一议”的下围村模式为我们观察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然而,“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基层情况差异性大,治理基础复杂多样,各地还需要因地制宜,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社区协商机制和操作程序,使协商真正成为当地居民应对社区问题、化解社区矛盾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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