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2008年 12期文章】题：中国式慈善的困境（作者 赵灵敏）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在爱心涌现的同时，人们自然牵挂所捐款物的使用情况。但几次事件让人们对于救灾款物使用过程中的透明和效率产生疑问：先是网易中止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宣传合作，因为后者不愿接受对网友捐款总数有明确记录的操作方式；接着，又暴发了“天价帐篷事件”；几天之后，有人举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采购 1万元药品开 5万元发票；关于红十字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对善款提取 10％左右的管理费的消息，更引发了广泛争议。

随后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及时解决了上述问题，也给了民众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但上述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其折射的不仅是中国慈善机构的道德困境，更是以官办慈善为特征的中国式慈善的制度困境。这样一场大灾难，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表现雷厉风行和爱民的舞台，还应该成为完善中国慈善事业制度的重要契机。

救灾是政府的当然责任

根据我国宪法，公民在完成个人的纳税义务后，政府没有权力再要求其捐献。应该说募捐是慈善组织的功能，而不是政府的功能。政府的救助是它当然的职责，是国库开支，否则就不是称职的政府，这也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而慈善是人们抱着良好的心愿施行的一种互助工作，是自愿的。

救灾是政府在收取税金后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它的法定义务。如果不进行救助，就是政府的渎职。相反，慈善是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和爱心体现，捐款者应该受到表扬，但捐款并不是民间和个人必尽的义务。

慈善是一种爱心，而官方则是一种责任。纳税人平时纳税，就是为了在危难之时得到政府救助。因此，把责任和爱心搅在一起，统称为爱心，显然不合适。官方本就是全国最大的资源支配者和巨大的财政资源的掌握者，政府的爱心应该在政府资源的划拨调配中体现，而不应混同于民间的慈善和爱心。更进一步讲，如果国家一遇到灾害就要积极号召老百姓捐款，而且官方也把这部分钱看得不可或缺，那么老百姓的安全感从何而来？

让慈善回归民间

提起中国的慈善事业，许多人习惯拿国民慈善意识不高来说事，但此次地震后人们踊跃捐款，已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但目前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落后却是事实，其中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是目前国家慈善事业的垄断机制。目前，中国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只有几百家，而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 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因而捐赠者的选择范围非常狭小。这显然很难适应活跃的公民社会。

目前很多慈善机构不乐意把自己的账目公布，而国家也没有规定慈善机构一定要公布账目。国内慈善机构有提取管理费的惯例，有提取不到 10％管理费的，也有高达 60％多的。香港的慈善机构也提取管理费，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几不等，但首先，每个机构的账目都非常清楚，并定期公布，接受政府和独立机构的监督；其次，人们的选择很多，到 2004年 3月获豁免缴税的慈善团体数目就达到了 3981家。如果这家的管理费高，人们就捐另一家，这就促使慈善机构改善管理，形成了良性竞争。

慈善机构是没有利润的，而做事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对于慈善机构的关注重点不在于提取多少管理费，而是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透明、公开。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在这些方面无疑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政府从慈善事业中全身而出，让各个慈善机构平等竞争，这是杜绝腐败和丑闻的最好办法。

提高慈善的效率

此次捐款，很多人带着一腔热血和大量物资来到四川，却发现有力使不上，不知道如何和官方以及其他组织进行协作和对接。这就牵涉如何对慈善事业进行协调和管理的问题。提起慈善，人们往往想起的是扶危救困、善良和同情心，很少意识到做好事也需要效率和管理，也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人才。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是具有相当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商业公司，同样也追求“投资回报率”。因此在西方，将商业领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慈善事业，凸显自由、个人价值以及企业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迈克·波特认为，由于管理不善或者花钱不善，人类浪费的善款不下数十亿美元。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他认为慈善活动应该向商业活动学习，只有这样，慈善才会变得更为有效。

在西方，很多成熟健全的非营利组织，其运作与商业组织无异，甚至也会开展一些赚钱的经营活动，不过所获得的收益必须运用于公益，而不是用于投资者分红。而在中国，官方慈善机构往往成为官员退休之后的安置场所，很少有人意识到对慈善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培训学习的重要性。

因此，国内的慈善机构应该从此次捐款中看到效率和专业化对于做善事的重要性，改变过去只凭一腔热情就能做慈善的刻板印象。显然，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智慧和能力，慈善是一门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