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募捐带来的混乱，对整个慈善事业都是伤害”

　　“现在的募捐市场很混乱，谁可以募捐，募捐的款项如何使用等，在法律上都没有明确的界定。”3月3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告诉记者，他准备提一个关于尽快出台《公益事业募捐法》的建议。

　　而就是在同一天，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也呼吁“募捐要尽快立法”。

　　他说，现在的慈善领域有一种“多头接收善款”的现象。政府在接收，各种慈善组织在接收，甚至媒体也在接收。

　　“媒体当然可以接收，但要通过专业的慈善组织来做。”杨春兴说，“媒体自己接收，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善款的节余如何办等问题，目前的法律都没有规定。”

　　杨春兴给记者讲了一件发生在他身边的“纠纷”。广西当地的一位政协委员开办的一家民营医院，收治了一名烧伤的贫困女孩。出于爱心，医院免除了贫困女孩的治疗费。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后，募集到了来自公众的相当数量的善款。

　　本是一件好事，矛盾却由此产生了。“医院不是免费治疗吗？我女朋友是受赠者，媒体捐的钱就应该归我们。”女孩的男朋友认为这笔善款应该属于自己。

　　我们不再去追究这个个案的结局，但此事传递出的却是以法律规范募捐市场的迫切形势。

“多头募捐带来的混乱，对整个慈善事业都是伤害。”郭长江特别强调，“尤其是对有公信力的合法慈善组织来说，更是发展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

“免税政策不落实，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积极性”

　　“现在有些企业不愿意做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通过落实减免税等政策，来对他们的捐赠行为给予鼓励。”3月4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春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玉芬说。

　　企业感受不到免税的好处，那么个人又是如何呢？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艾克拜尔曾经通过北京市的一家慈善组织，给山区的贫困少数民族孩子捐了一笔钱。后来，他收到了慈善组织寄来的发票，上面标明着“可以通过此发票，到税务所抵减个人所得税。”谁知到了税务所，发票直接被扔出来了，“根本就不认”。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呼吁通过加快慈善立法来解决类似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公益事业支撑的基石是弘扬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人行为在公民中的扩展，再加上纳税人意识的稳固，仍采用口号式的计划经济手段，对于捐赠者的各种优惠措施难以最终确立”。

　　他谈到，国外的慈善立法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所有的慈善捐助给予免税待遇。有些企业家同意向一些基金会提供捐助，可是当他们向税务部门申请免税待遇的时候，却被告知，只有给国家主办的5个机构提供捐献，才能得到相关待遇。其他的捐献活动，得到的减免税额很低，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西方国家的遗产税非常高，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许多美国的富豪都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做公益事业。”李宏塔说，“由于我国不征收遗产税，所以许多富豪都愿意积累财富，以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慈善立法关系着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很快，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提出了挑战，从现状来看，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3月2日，李宏塔告诉记者，他带来了《关于重视慈善立法的提案》。

　　李宏塔委员做了20多年的民政工作，2001年起又兼任安徽省慈善总会会长一职。他曾为安徽省的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盲校四处奔走，呼吁各界捐资；在大灾之年，他带领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募款赈灾工作。中华慈善总会曾两度授予他“中华慈善人物”的荣誉称号。

　　我国虽然在1999年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李宏塔认为，该法调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捐赠法律关系，对于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支撑体系和动作规则缺乏专门的调整。此外，现行的规范基本上是国家各有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制约了慈善事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

　　据不完全统计，十届全国政协期间，共收到有关慈善立法的提案有数十件。

　　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民政部于2005年正式启动慈善立法工作，2006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来在草案的一些内容上产生争议，几易其稿，至今未进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2007年8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慈善法”已再度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民政部正在积极进行调研，推动该法的立法进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认为，对于慈善立法，较乐观的估计是今年能够提交审议。

　　“慈善立法关系着社会困难群体的利益，而且目前慈善立法的时机已成熟，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开始转变。”李宏塔强调，“是加快慈善立法进程的时候了。”（本报记者 高一村 杨炳珑）